一
 

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26个年头了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父亲的影子渐行渐远，然而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却时时重现在我的睡梦中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而今，不知不觉我也步入了花甲之年，成为儿孙绕膝的爷字辈。但在父亲面前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今年的8月16日，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，作为他的儿女，不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，难于表达儿女对他的思念之情。
 

父亲七十四年的坎坷人生，说来也巧，刚好以新中国成立之年为分界点，新旧社会各经历了三十七年。前三十七年，他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苦苦挣扎，四处漂泊，终无立身之地。后三十七年，他犹如枯木逢春、青草发芽，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为我们营造了欢乐幸福的温馨之家。
 

父亲：李德先，幼名：从发，1912年8月16日出生在本县者后乡挖固一个贫瘠的小山村，后来又举家搬迁到里崴平地一个名叫半坡的小村里。弟妹6人，父亲排行老大。爷爷为养家糊口，常年到川河一带打工，很少关顾家里，全家的生计全靠体弱多病的奶奶艰难的在维持，为此，身为大儿子的他不得不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了全家生活的担子。不料，刚刚进入18岁的那年，父亲被当地乡丁抓兵，用铁链锁起押送到景东，血气方刚的他趁看守不注意，挣断了锁链逃脱了，从此，他有家不能回，隐姓埋名的四处躲兵，帮人挑担、赶马。第二年，乡保长找不到父亲便对奶奶说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老大不在，抓老二”，乡丁们又把二叔五花大绑的抓走了，二叔1.85米的个子，长得十分魁梧、生性刚烈，在景东关押期间，他用精钢钻叶浆把双眼弄瞎了，县衙们只好把他放了。由于双目失明，二叔失去了生存的能力，一路乞讨摸回到家，不久便去世了，饱受灾难煎熬的奶奶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。年幼的三叔、四叔只好帮亲戚家看牛放羊，以此糊口度日。经朋友关照，多年四处漂泊的父亲流落到者后文会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窝棚，作为栖身之地。然后偷偷地把老婆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接到自己的新家。正当他信心满怀的点燃生活的希望之火，不幸又一次降落在他身上，一场大病（天花）无情的夺去了母子三人的生命，父亲悲痛欲绝，草草的掩埋了亲人的尸体，一把火烧掉了曾与遮风挡雨的茅草房，又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。1946年初，父亲流落到都拉一姓董的人家打工，帮其熬制红糖，这期间，认识了同样不幸的带着两个年幼女儿的母亲，相同的经历使他们组建了新的家庭，不久都拉迎来了解放，父亲终于有了一个虽简陋但安全固定的小家。

二
 

新中国的成立，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制度，父亲不再四处流浪了，他对人生充满了希望，全身心的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各种社会活动中。父亲深得村民们信任，先后选举他为大组长、分村长、农会主席。父亲与母亲组建家庭后，曾生育了我和一个姐姐，一个妹妹。姐姐和妹妹患急病先后夭亡。我出生时，父亲已是四十岁了，中年得子，对我疼爱有加，经常带着我参加各种活动。我刚刚记事时，父亲担任生产队集体食堂的总务，管二百多号人的吃饭问题。他虽是总务，不如说是个忙里忙外的勤杂工。当时生产队没有碾米机，全队人员吃的大米都靠父亲一人挑到两公里外的碾坊里加工。碾坊是两个生产队单、双日轮流使用，因此晚上也必须去碾，我当时只有七、八岁，好多晚上跟父亲去做伴，帮他点火照明，困了就在碾坊里睡上一觉。父亲不识字，每碾回一担大米，他就在二楼仓库的横梁上用粉笔画上一道杠，一个月汇总一次。从食堂成立到拆散的两年多的时间里，父亲就一直用他独特的方式，用心经营、永爱浇灌，在当时难以为继的众多食堂中，都拉二队的集体食堂是办得最好的一个。
 

父亲是个种田的行家里手，农村中好多技术活，他都拿得起放的下，得心应手。五十年代没有机制糖厂，每到甘蔗收获季节，只能用原始的牛榨，后来虽使用了机器进行压榨，但制糖仍用人工熬制，父亲则是为数不多的“糖头”，他熬制的红糖质量是最好的。父亲虽不胜酒力，但他曾与几位热心人共同研制了独特的“地窖酒”（又名糖蜜酒），就是把压榨后的甘蔗渣放入专用的地窖里，通过酒药发酵，酿出50°左右的糖蜜酒，父亲每年能烤出10多吨“地窖酒”，既满足了本队村民的需要，还可向供销社交售一定数量，为当时单一的市场填补了酒的空白，父亲酿制的地窖酒，在当年川河一带享有甚名，他也为此带出了好多酿制地窖酒的徒弟。
 

当时农村使用的犁、耙制作，是一门很难的绝活，一个生产队仅有一两人能做，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经常跟父亲上山找砍犁木，好多人上山一天，难免空手而归，父亲则每次都可以砍回3—4个，家里家外堆满了各种型号的犁木，一有空闲他就打整这些犁木，把它装配成一张张可以使用的犁耙，每装配一张犁、耙，队里给予30个工分，到年底结算，父亲的工分总比一般人高出好多。出此之外，父亲还能建盖房屋、编制各种竹具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是个什么都难不倒他的硬汉子。
 

1967年初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思潮蔓延到了农村，一时间大批大斗、造反夺权之风到处盛行，父亲多年担任生产队领导，也被列为“走资派”的行列，他对当时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和焦虑，常常自言自语的说“共产党的政策怎么就变了呢”，私下常要求我们，批斗会尽量少参加，动手动脚千万不能搞。我当时正值容易冲动的年龄，但一直牢记父亲的嘱咐，从不参加那些狂热的“打、砸、抢”。
 

父亲内心里像众多为人之父一样，望子成龙，遗憾的是在我正值读书求学的黄金时节，遭遇了十年的文革动乱，停学、停课、习以为常，我也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小学就离开了校门。69年初，还不到18岁的我就糊里糊涂的担任了都拉大队的文书，从此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社会，走向了成熟。1970年11月，我到县上参加文书培训，结束后顺便到文井公社办点事，碰巧正在征兵体检。参军入伍是我多年的愿望，但由于自己是独儿子当时的政策不提倡，然而我不愿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，跟公社领导和部队带兵的干部反复要求，最终同意我参加体检，结果是我身体、政审都合格。对此，我既高兴又忐忑，不知怎么跟父母说，直到拿到正式入伍通知书时，我约上大队领导才跟二老做工作，没想到父亲非但没有责怪我，还转过来做母亲的工作，我也向二老承诺，少则三年，多则五年我一定回来孝敬他们。这样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，五年后，经父母的申请，我得以退伍又回到二老身边。
 

我服役时，父母享受军属待遇，但那时是集体化，照顾的标准是略高于全队平均水平，而二老的年收入往往高于全队平均水平，这样就不可能享受照顾了。生产队当时是按月发放大米，为能够多领一些大米，以便亲戚往来招待，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拣拾猪牛粪，村子路边到处都是父亲挖的大大小小的粪塘。当时生产队定了一条激励政策，每个劳动力每年必须交2000斤基本肥料，超交一万斤肥料可奖励大米150斤，父亲每年都要超交两、三万斤，可以领到3、4百斤大米，除了招待往来的亲戚，还要节省一些资助两个更为困难的姐姐。我虽然退伍回乡，先后在公社、大队做事，很少在父母的身边，二老依然不知疲倦的在劳作、在操心。但在他们的脸上常常看到那幸福的微笑。

三
 

1979年，党的农村政策逐渐松绑，允许农民多开多种。父亲虽然年近古稀，但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，他把边边角角别人看不上眼的不毛之地，硬是把它整治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良田肥地。其中有一片不到两分的地块，光他撬出的石头就堆砌成了一道长30米、高1.5米的石墙，有的大石头要五、六个小伙子才搬得动，父亲硬是靠杠杆原理把它搬动砌成了挡墙，为此，村民们送给他一个“老愚公”的雅号。1981年，党的改革开放之风吹到了都拉坝子，生产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承包，他老人家犹如孩童一般，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，他常常感叹“我要是年轻10岁就好啦”。我当时担任都拉大队党支部书记，面对农村改革中无序的琐事，整天陷在繁忙的事务中，根本无暇关顾家里的承包土地，从种到收都丢给了他老人家。父亲对土地请有独钟，像伺候孩子一样精心的料理田地，我家的田地在村里不是最好的，但亩产是全队最高的，村民们佩服的说“这个老愚公是土命，种到哪里好到哪里”。
 

父亲在我们这个家族中排行老大，他随时在关照着众多的亲弟妹和堂弟妹们，关心他们的婚事、家事，为他们排忧解难，他想尽办法把生活在山区的四叔和嬢嬢两家搬到本队，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。1980年8月，听到在玉溪峨山工作的三叔病危住院的消息，父亲十分着急，找了好多草药，催促我赶快带他去看望，我也只好停下事务，带上父亲、四叔和不满三岁的儿子，坐上了长途客车，前往峨山探望三叔。那几天父亲也在生病，到了景谷他发起了高烧，我当即为他找医生，并劝他返回家，但他不肯，这样我只好，先后到宁洱、墨江找医生给他打针退烧，就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到了峨山医院看到了重病的三叔。说来也怪，下了病危通知书的三叔看到老家的亲人后，病情一天天好转，病愈出院后还专程回了一趟老家。那些叔叔、嬢嬢们也视他长兄如父，敬重有加。
 

1985年12月20日，是景东彝族自治县成立的大喜大庆的日子，县里安排我们基层干部前往参加，父亲说他也想去看看，妻也让我带上父亲一起去，我考虑首届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人多拥挤，不便招呼他，许诺下次带他去，想不到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愿望，我却不能让他满足。每年的县庆到来，我心里都会隐隐做痛，挥之不去我对他老人家深深地内疚。父亲没上过一天学，但他的社会常识可比我懂得多得多，父亲没出过远门，但他眼界比我宽广。他站得高看得远， 历经无数坎坷，但他对人生始终充满了希望、充满了欢乐。父亲看到我整天陷在没完没了的琐事中，常常流露出对我的内疚，我有时候也会乱想，若不是他申请要我回家，何必吃那么多的苦，想归想但我从没在他面前表露过。1986年1月21日，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，前段时间父亲一直舍不得休闲，曾三年不在上山的他，硬是到自留山砍下了三排柴，多年不曾使牛的他，硬把我家一块收获后的甘蔗地犁翻过来，泡成了水田。那天早上是小年十五，队里有两户农户在砍甘蔗，妻和我分头去还工，约12点才回家吃饭，母亲看好饭，不见父亲来吃，说“这个老东西什么时候吃饭都认不得啦”，妻说“这两天他累伤了，怕是起不来了，我去看看”。妻推开父亲的房门，看到他卧躺在床上，被子掀在半边，一只脚掉在床沿边，妻认为他生病了，赶忙搂起他的脖子连声呼唤，此时父亲已经停止呼吸多时了。一时间，犹如天塌地陷，巨大地悲痛压得我透不过气，全身瘫痪、四肢无力、大脑一片空白，虽经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呼喊，终是回天无力，父亲已经走完了他74年的人生，默默地离开了我们。陪伴了父亲一晚上，第二天早上我含着不尽的思念、不尽的泪水，在众多的亲友和全村男女老少的伴行下，送父亲上路了。他把一颗心捧给了儿女，却不愿拖累儿女半分，父亲早就把他的后事准备好了，就是不让儿女们手脚无措，寿木是30年前他买下的，墓地是他五年前选中的，所用的石料是他生前备好的。我亲自撰写碑文，一字一泪的把它雕刻下来，在几个叔叔的全力协助下，为父亲修造了当时较为时髦的老家，两年后母亲也离开了我们，跟父亲相依相伴了。2007年清明节，我又把父亲、母亲的旧坟作了全新的改造，以寄托儿女后辈的无尽哀思，让敬老孝亲的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。父亲在世时，由于信号不畅，家里没买电视机，他老人家没能感受到现代的气息，办完父亲的后事，我当即买回一个14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再也不能让母亲也带着遗憾离开我们。时光一晃已是26年，而今我要告诉他老人家，你离开我们的五年后，你的儿子已成为国家正式干部，七年后我们全家搬进了县城，你牵肠挂肚的两个孙子也相继参加了工作，结了婚，给你添了一对活泼可爱的重孙，全家有了房、有了车，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你一生梦想的好日子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你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无比开怀、无比欣慰。这就是你的儿子在你百年诞辰之际，专门向您老人家做出的报告和交代。（李国忠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