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世新老人

2015年12月17日，周四晚上，我走进景东县中医医院，看望一个朋友生病住院的老父亲。进入48号病室，白头发、白眉毛、白胡须的老人躺在病床上，鼻孔插着绿色氧气管，眼睛微闭，似在养神，但饱经沧桑的脸上，却写满剥茧抽丝的痛苦和无奈。这种复杂而又丰富的表情，倾诉的不仅仅是病痛，更多的是心灵的缺憾。
 

朋友介绍后，病患老人从白色被褥里伸出黄褐色的手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犹如久别亲人积压了一肚子的话要吐露一般，眼光倍含希望，枯瘦而冰凉的手虽颤抖却有力。
 

“我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、双肾囊肿衰竭、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，今年已经住县级医院治疗6次。我知道我不久于人世了，有个心愿一直未了。”老人的第一句话让我心寒。他说：“我叫董世新，是漫湾镇漫湾村大村小组人。听我阿妈说，我是1933年农历九月初九老公鸡叫二遍时出生的。那时，家境贫寒，家里没有识字人，不会起名字，我的堂阿奶就按我出生那天的日子给我起了个小名叫“九生”。16岁那年，父母双亡，我弟兄俩成了孤儿。为了生存，我领着8岁的弟弟远离家乡给地主家放牛。解放后，我参加村里的识字班读书认字，加上平时勤学苦练，识字三千，被教育部门认定为高小文化水平。27岁那年，也就是1960年，我被招聘为人民公社邮递员，负责安召、五里、温竹3个生产大队邮发工作……”
 

董世新老人记忆惊人，思路清晰，表达顺畅。从他的述说中，我明白了他近三年邮递员工作、生活的艰辛。
 

1955年，国家邮电部发布《关于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 乡村邮政的发展和改进的规划问题的命令》，决定邮政自编力量投递到农业合作社，并推行农业社邮递员制度；1959年12月24日，中共中央正式批转邮电部党组《关于人民公社办邮电问题的报告》， 60年代，人民公社邮递员由此大规模产生。董世新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乡邮递员。
 

解放前的漫湾镇称为保甸乡，1950年改区，1958年改公社，1961年改安乐公社，1984年改保甸区，1988年置漫湾镇。位于景东县境西北部，面积306.2平方公里，辖安乐、安召、温竹、五里、漫湾、保甸、文冒、昔掌8个行政村。上世纪60年代，镇内没有一寸公路，农民群众出行全凭一双脚。作为那个时代的乡邮递员董世新也不例外，送邮包靠的是一双坚实的脚。
 

“每天凌晨5点，当所有人还在梦里遨游时，我已经动身踏上山村的邮路了。”董世新老人回忆说，在苍凉寂寞的邮路上，我风里雨里，寒来暑往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为安召、温竹、五里三个村的乡亲们邮送书信包裹，为三个大队及驻地供销社、粮店、学校等机关单位投递报刊杂志，从未脱过一次班、漏过一个投递点。无量大山，山高箐深，邮路崎岖坎坷。雨季一来，时常有坍方以及滑坡事故发生，山路被洪水冲得面目全非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路上，不知跌了多少次跤。炎热夏季，高温酷暑，汗水浸湿了破衣烂裳，肩膀被邮包磨得又红又肿，我从来没有叫过苦、喊过累。有一次，在归途中遇到暴雨，我被山上冲下来的泥石流埋了下半身，拼尽全力，爬出泥石流，脚杆被石头划伤了，血水在糊满泥浆的脚上打出道道红色的蜿蜒路径，酷似我的山道邮路。暴雨越下越大，我用雨水洗净伤口上的泥浆，撕下透湿的衣袖包扎伤口，咬牙忍痛蹒跚前行，直到次日凌晨两点钟才回到保甸邮电所，天刚麻亮，我又打好邮包上路……
 

“回想邮路旅程，最让我揪心自责的就是1962年3月16日……”董世新老人干枯的手颤抖得厉害，冰凉传遍我的全身。他的话语被哽咽屏蔽了，泪水从洼陷的眼窝冒出来，在眼周的皱纹沟里流转。我掏出餐巾纸，轻轻沾干老人的泪水，心里一阵酸痛，差点掉下泪来。
 

“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、男人眼泪比金贵。但是一想起那件往事就忍不住想哭。”董世新老人从悲伤中缓和过来，继续梳理他的记忆：“头天路过家门口，我进家喝水歇脚，我的婆娘抬着大肚子对我说：‘今天就不要去送书报了，我可能要生了。’我说这趟邮包很重要，有县委贯彻中共中央《农业六十条》的指示，我要把这个指示精神及时送到各生产大队去。在家里休息了一下，我又风尘仆仆奔走在乡间的邮路上。3月17日晚上回到家里，我的新生孩子已经躺在她母亲的怀里了。婆娘见到我一句话都不说，眼泪像箐水一样流淌。我8岁的大女儿对我说：‘阿爹，小妹妹昨天早上就出世了，是我帮妈妈接生的。’我摸着孩子的头，心里刀割似的疼……”
 

《农业六十条》？确有此事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我曾经研究过那段历史，比较清楚关于《农业六十条》的来龙去脉。我不得不佩服董世新老人惊人的记忆。1961年，中共中央在广州、北京召开了两次中央工作会议，制定了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修正草案）》，简称《农业六十条》，决定停办公共食堂，取消了过去实行的部分供给制，并发出了一系列指示。在这些条例指示中，对“大跃进”中出现的错误政策进行调整。在农村所有制关系上，提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，规定公社对生产队的经营活动不得横加干涉，只能协商和建议。生产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。对于社员个人财产不得侵犯，应该恢复自留地，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等。《农业六十条》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农村工作纲领性文件，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和法律地位。它的实施，对进一步纠正“五风”错误，长期巩固人民公社“队为基础，三级所有”的集体经济体制，长期稳定农村工作秩序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，提高群众生活等方面，起到规范、保证和促进作用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。实践证明，《农业六十条》的贯彻落实，扭转了农业生产前两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，出现了可喜的回升。1962年9月，中共中央正式通过的《农村十六条》指出：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。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，是它们的助手……山高皇帝远，只是景东县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严重滞后罢了。
 

提起“绿色信使”董世新，安召村白发苍苍的老人施大爷记忆犹新：那时我在安召大队当干部，董世新穿着草鞋送邮件，三天一转，无论晴天雨天，雷打不脱，给我们安召人民送来了党和政府的声音，送来了平安吉祥。
 

调整心绪后，董世新老人又滔滔不绝，一口气说出了一组让我惊讶、令人感动的数据——
 

我负责安召、五里、温竹3个村，从保甸公社邮电所出发，跑完3个村，单边行程64.5公里，往返里程129公里，3天一转，每天步行43公里山路，用时9个多钟头；1960年1月16日起至1962年8月30日，956天，除两个春节各休息3天外，有950天都在山路上，步行总旅程40850公里，送信316转，送达报纸9586份、书信15680件、电报96封、杂志466本；穿烂草鞋316双，每双草鞋时价0.15元，花费草鞋钱47.4元……
 

这组数已深深镌刻在董世新老人的心肌、翻腾在他的脑海，成为他生命的细胞；这组数记录了董世新老人艰辛的邮路生涯，展示了他闪光的青春年华。
 

董世新老人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身份。他说，我是经贫下中农推荐选拔参加乡邮工作的，当时被认定为计划内用工，吃县定销。作为人民公社、中国人民邮政邮递员，我与县邮电局和保甸人民公社签订了《半工半农农村信报投递合同》，并报当时劳动部门备案。我当人民公社邮递员，月吃国家粮42斤、1斤腊肉、3两菜籽油；起初的月工资是5元，后来加到18元，18元工资我只领了两个月。1961年，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，要求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职工，特别是1958年以来从农村招收的职工，凡是能够回农村的都要动员回乡支援农业生产；1962年8月10日，中央又作出《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》，规定1957年以前来自农村的职工，凡是能够回乡的也应动员回乡。于是，1962年8月31日，我被精简下放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。
 

“响应国家号召，我没有怨言。”董世新老人说，回到农村，我服从生产队的安排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依靠勤劳致富，培养孩子成才。如今，我全家不愁吃不缺穿，儿女参加了工作，有的当上了处级、科级干部。只是有个心愿未了，心灵深处总是有一种东西如抽丝剥茧般折磨着我。现在，黄土已经埋到脖颈了，我才明白那个一直在折磨我的东西叫做“关注、认定”。希望邮政部门关注、关心我们这些基层老邮递员，能够认定我曾经是一名人民公社、中国人民邮递员，对我“950天、送邮包316转”，及时将党的声音、好的政策、精神食粮送到千家万户去的工作实绩给予肯定。
 

静静倾听董世新老人的述说，阅读董世新老人复杂而又丰富的表情，我突然忆起曾经有一首诗，这样写道：深入每一个村庄/这些村庄多像他探视的亲人/他平凡的工作仿佛永远只是探视/我只是路客/我也不仅仅只是路客啊/我播下的不仅仅只是脚印/我撒的是热血/乡村的经脉纵横交错/它们像我手上的经脉为我所熟知/为我所热爱/生生不息的热土啊/孕育着多少痴情和梦/乡村邮递员在风和雨中穿行/不经意就和村庄一样古典诗意/阳光终究是无私的/我们在风和雨中微笑着/我们只是路客/我们不仅仅只是路客……
 

辞别老人，走出病房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关于董世新老人的述说是写还是不写？情感和理智异口同声：为民倾诉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，写！突然，一个虽俗却恰如其分的标题跳出脑海：“一位老邮递员的心声”就这样运应而生了！